出口墨西哥货物多式联运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摘要: 以案探讨, 不同海事法院对于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态度。

09-11 14:06 首页 星瀚微法苑

星瀚出品丨曾曙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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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然不是《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缔约国,但在多式联运法律适用问题上仍旧参考了该公约设计的网状责任制,《合同法》第321条、《海商法》第105条即来源于该公约第19条,明确:“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指引外国法适用的冲突规范常常集中在“涉外法律适用”章节中,但追究立法本意,这些散落在运输合同法中的条款,仍然涉及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纷繁复杂,以及我国法院裁判标准不一,使得同类案件走向不同。笔者曾代表韩国和国内保险公司处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追偿,了解到不同海事法院对于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态度。


基本案情


被保险人浙江某外贸企业A在一段时间出口墨西哥的六票货物,在宁波装港至墨西哥港口然后经内陆铁路运输至最终目的地,且均在墨西哥铁路运输阶段因集装箱被人为割开导致货物不同程度丢失损失。保险人P在赔偿被保险人后向无船承运人和船公司提起追偿诉讼,六个案子分两组分别在上海海事法院和宁波海事法院进行。


上海诉讼过程中,无船承运人B提供一份墨西哥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证明:依照《墨西哥铁路服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服务使用者未申报货物价值时,公共铁路服务提供者对于货物损坏的赔偿责任应限定在每吨联邦区现行的15天最低工资,不足一吨的按比例计算。同时,船公司C提交称从墨西哥国会网站摘录的《墨西哥铁路服务法》法条以证明相似内容。


宁波诉讼过程中,无船承运人律师提交宁波海事法院判决一份以证明在以往类似案件审理过程中宁波海事法院适用墨西哥法律来判定承运人可以享受相应的责任限制,宁波海事法院案号(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639。


法律适用探讨


准据法确定。两案审理中,法院均表示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20051226第55条确定,案件的准据法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我国《合同法》和《海商法》。上面提及的《合同法》321条、《海商法》105条规定,多式联运情况下承运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应该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无疑,即本案下应当适用墨西哥铁路运输区段法律。


实体法查明。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1条、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20040408第41条、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0条,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外国法查明的途径有以下几种:1)由当事人提供; 2)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 3)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 4)由该国驻我国使领馆提供;5)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实践中第1和第5中查明方式最为多见,但第1中查明方式下,当事人一方提供的外国法需要对方当事人认可,操作性不强。而常见的查明方式是由一方当事人委托国外律师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并经过当地公证机关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后作为专家意见形式提供,但该种查明方式下仍然问题多多。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20040408第42条:通过中外法律专家查明外国法时,应当注重外国法是否准确,且法院仍应组织质证。实践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外国律师意见仍会遭遇对方可能的以下抗辩:1)意见是否有公证认证以满足证据形式要求;2)律师是否达到上述问答中所要求的专家级别;3)律师系一方单方委托,存在不公正的可能性;4)墨西哥为联邦制国家,会存在联邦国家法律与州法律适用问题;5)律师法律意见仅仅列举了部分法律条文,而并没有对法律如何适用进行论述,且不排除墨西哥其他法律存在相反规定的情况,例如墨西哥《商法典》同样有关于铁路/道路运输的规定;6)墨西哥系《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原始缔约国,并不排除适用国际条约的可能性;7)《墨西哥铁路服务法》的责任限制仅仅适用于国内铁路承运人,并没有明确是否可以适用国际联运;8)法院应当通过征询我国驻墨西哥当地使领馆或者墨西哥驻中国使领馆,或者国内专业的外国法研究中心的方式来查明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国内法律/国际条约适用可能性


上海和宁波庭审中,两相对方不约而同的提出,即使法院认定船方举证不利墨西哥法律无法适用,案件责任限制问题也应当适用中国《铁路法》及《铁路货物运输规程》中关于责任限制的规定,即《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五十六条:不保价运输的,不按件数只按重量承运的货物,每吨最高赔偿100元,按件数和重量承运的货物,每吨最高赔偿2000元。需要指出的是,船方主张的《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三条明确规定:全国营业铁路的货物运输,除国际联运、水陆联运、军事运输另有规定外,都适用本规程。即该规程的适用前提是国内货物运输,明确排除了国际联运和水陆联运,故我们认为该规程的适用同样存在法律障碍。


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国法有不同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条约,而声明保留的除外。就现有的国际多式联运立法,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墨西哥为原始缔约国,但尚未生效)、《1991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参照联合国多式联运公约制定,供当事方选择适用)、《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我国和前苏联共和国间协议)。上述国际条约中,最有可能适用而且唯一为我国所加入的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但其成员国也仅仅限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适用同样存疑。如果按照庭审中船方观点,虽然国内《铁路货物运输规程》限定仅仅适用于国内铁路运输,但比照类似运输方式适用并无不妥,那么我们认为同样可以忽略《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缔约范围而比照适用该国际条约。而依照《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第37条、39条和41条,在该协定规范下的货物损坏及灭失赔偿并没有责任限制,应当依照货物价值赔偿。


判例研究


笔者从法律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类似出口墨西哥货物损坏/丢失向承运人主张赔偿的案例共4个,其中宁波海事法院一个、上海海事法院/上海市高院三个,按照时间依次为(2011)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81号、(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633号、(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639号和(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55号。


简要分析会发现两组判决中,上海海事法院/上海市高院对于国外法查明和适用均持谨慎态度,即即使一方提供了经公证认证的墨西哥律师意见仍应考虑其他因素;而宁波海事法院对于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即当事方一方提供国外律师经公证认证的律师意见即满足举证要求,适用国外墨西哥法律。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市高院(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55号判决书第四页明确论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分别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墨西哥驻上海总领馆就墨西哥法律查明发函征询,但未能查明墨西哥法律。


笔者认为,因为外国法律的查明和适用相对复杂,涉及国内和外国法律甚至国际条约的方方面面,并不能简单的通过国外律师所谓的意见来确定法律的准确规定与适用,毕竟单方委托的律师确实很难保证其中立公证。而通常情况下,向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或者国外驻我国使领馆征询的方式查明同样存在相应的难度,但据了解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外国法查明中心,并对外接受委托就外国法律查明和适用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现阶段较为有效且经济的查明方式。


此外,笔者还获悉厦门海事法院有判决认为,承运人未向托运人说明墨西哥法律,导致承运不能援引责任限制,据称该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我们也没有获得判决原文,但感觉这一观点似乎没有恰当的法律依据。


货方在缔约时的救济


最近国内出口墨西哥陆运/铁路运输丢失、盗抢、损坏等案件频出,而国内司法实践则逐步倾向于适用墨西哥法律,货方面临极低的承运人单位责任限制。不过该责任限制可以通过运输合同约定排除,即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中对出口货物价值进行申报,并要求在多式联运经营人提单中予以体现。当然,托运人通过保险转嫁风险后,保险人是否能够正确评估、控制风险,或者是否有能力影响被保险人追加运输成本是另外一个话题。


(阎冰律师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介绍


曾曙光律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民商法方向)学位。曾曙光律师现为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专业提供海商事和公司法律服务。

曾曙光律师在海事海商、国际贸易和保险业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诉讼经验;在公司治理、公司纠纷解决、公司投融资、外商及境外投资等业务领域亦有研究及实践经验,能够满足客户多维度、差异化的法律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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